专家-江苏毒地达四五百处 有干部成非法占地帮凶花岗石

专家:江苏毒地达四五百处 有干部成非法占地帮凶

（原标题：专家：江苏毒地达四五百处有村干部沦为非法占地帮凶）

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环境污染事件揭开了污染场地的盖子。在江苏全省范围内，污染土壤地块到底有多少?

第一财经记者22日获得的数据显示，“估计已达四五百处，且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苏南地区占大部分。”这一数据是此前在南京举办的“长三角污染场地修复研讨会”上披露的。

22日，江苏省法学会农业蒸发器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江苏刘万福律师事务所主任刘万福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苏南地区由于开发强度非常高，企业搬迁、产业淘汰、城市发展产生了遗留场地，而这些场地大部分已被污染。

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刘万福告诉第一财经，在多年的执业中，已代理过多起因农业生态污染导致的农民财产受损要求赔偿的案件。

“在此前的调查取证时发现，苏锡常地区的情况可以类比津京唐、山东胶东半岛、广东珠三角洲的情况，并且，苏锡常地区的今天很有可能是其他目前欠发达地区的明天，所以以其为典型案例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苏锡常地区位于江苏省南部偏东，从经济区域角度分析，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的若干个区县，面积大约有1.64万平方公里，人口1100多万人。苏锡常总面积占全国的0.3%，人口占1.7%，进出口额却占17%，GDP排名全国第四。苏锡常地区实际仅占江苏省17%左右的面积，却创造了占全省40%的GDP和财政收入。

刘万福说，这一带明显是我国人多地少、城镇密集、经济较发达的工农业综合发展地区。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农地、水资源以及大气三个方面。在农地资源方面，主要是耕地面积减少、土地肥力下降、重金属污染严重等农业生态环境问题，这些污染使得农作物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在水资源方面，主要是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用水质量下降、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2007年爆发的太湖蓝藻事件，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为了经济业绩大量兴建排污严重的化工厂，保温车化工厂产生的废水对太湖水体污染严重。

在大气环境方面，雾霾天气时有发生，大气中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含量时常超标，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在前两年官方发布的江苏空气质量排名中，医疗灯无锡和苏州均位于排行榜末尾，而工业及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城市大部分位于排行榜前位。

刘万福告诉第一财经，苏锡常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但对于传统农耕的农民来说，其环保意识以及法律意识因文化水平的限制而普遍较弱，其对自己身边环境污染问题也不重视，不关心，甚至其本身的不合理行为也加重了农业生态环境污染。

“我利用在苏锡常地区办理案件调查的机会，走访了多个村庄，看到村民的房屋建设都很漂亮，但是整体布局凌乱，房前屋后不仅杂乱，而且没有正式的排放污水的沟渠，对村内建造的大烟囱工厂排出的黑烟视而不见。”刘万福说，大多数村民不清楚化肥农药的副作用，对生活、生产垃圾的分类也不了解，甚至大多数农民对垃圾的处理就是随意堆放在路边，生活废水也直接倾倒在河流中。

苏南地区超标或者违规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土壤、粮食作物受污染的现象严重，导致农业生产的环境生态受到破坏。

调查还发现，苏南农村机械化的普及，农民摒弃了传统农耕方式，带来的问题就是机械化劣质油品造成的空气和土壤污染。

有村干部沦为非法占地“帮凶“？

除了农业污染，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排放是苏南土壤污染的重要“罪魁”。

刘万福告诉第一财经，工业三废中含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若不经妥善处理，如未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而排放到环境(大气、水域、土壤)中，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容许量，就对环境产生了污染，破坏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健康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他的调查发现，苏南农业地区的工业化产生的三废导致农村土壤、水源、大气受到严重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给农业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冲击。2007年发生的无锡太湖蓝藻事件就是由围绕太湖周边大量化工企业排放污染物进入太湖水域所引起的，当时无锡市民众饮用水出现短缺，造成恶劣影响。

近年来，苏锡常地方政府鼓励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其中某些企业技术含量低，环保意识差，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得经济利益，也在加剧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

刘万福介绍，苏锡常地区为快速发展经济，大量工厂在城市郊区及农村地区建立，但是这些工厂为了节约成本，并没有像城市规模建厂那样有效建立配套的污染处理设施设备等，而地方政府为地区GDP的增长需要，往往片面关注企业经济效益，放松对企业污染行为的有效监管，甚至对企业的污染行为多采取容忍态度。

“现实中众多企业的排污明显不符合相关安全排放标准，但企业有时拿出的相关检测报告却显示其达标。同时，相关部门也未建立相应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如针对工业废水的净化体系、针对农民生活垃圾的垃圾处理体系等等。”刘万福说。

调查数据显示，江苏全省土地开发强度接近21%，苏南地区接近28%。刘万福说，而现实中，开发商用“以租代征”的形导热油炉式“圈地”或者打着发展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幌子租赁耕地，再在耕地上迅速建造工厂车间，少数村干部甚至帮忙做村民工作，沦为非法占用耕地的“帮凶”。建设用地大量占用耕地，农业生态环境范围缩小，导致自然界水汽循环生态系统破坏，良好的生态环境难以成形。

完善农业生态环保法律制度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态环境状况不仅影响中国农业发展，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刘万福对第一财经说，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我国尚未出台综合性的专门立法，而是分布于其他法律法规之中。这些法律法规，对涉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都没有体现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特征。

“分散式的立法模式与农业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的内在统一性和整体性特征不适应，不能有效遏制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整体上继续恶化的趋势和预防潜在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甚至可能加剧对农业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利用，加剧农业生态环境的退化。”他说。

调查发现，由于农村环保起步较晚，针对工业化农业地区环境生态保护的现有立法在许多方面存在空白，在生态农业、水污染、土壤污染、面源污染防治方面的都很欠缺。

刘万福介绍，相比之下，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农业生态环境法治有成熟的法治经验，如德国《农业法》第4条规定，联邦政府每四年要向联邦议院作国家农业状况详细报告，作为权力机关调整农业政策、制定或修改有关农业的法律的依据，以及对政府的农业工作作出评价。瑞典在1980年后，相继制订15个单项的环境法规，1999年1月1日又出台了一部完整的《农业环境保护法》，其环保政策和法规有的已被欧盟用作共同准则的样板。

刘万福认为，农业环境立法要结合中国国情，坚持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立法宗旨，内容上要从传统的以污染治理为主转变为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在立法中还应重视内容的合理化，除了要严格坚持预防为主原则，还应重视污染后的修复工作，并根据农业生态环境实际受污染情况，着重工业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

刘万福对第一财经表示，完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首要措施就是根据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客观规律，应尽快制定出一部综合性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以解决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立法过于分散的问题，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直接有效的法律依据。